1874年4月22日，在山东渤海之滨的古城蓬莱，一位小商人吴可成正坐在自己的店里打瞌睡，朦胧间他看见一位身穿明代金盔金甲的武将向他走来，他惊奇地仔细辨认这位武士，原来正是家喻户晓的明代抗倭明将戚继光，正当他准备起身恭迎的时候。忽然有人在他耳边惊喜地呼唤：“老爷，老爷快醒来”。 

　　吴可成睁开眼睛，只见接生婆笑呵呵地站在他的面前，说：“老爷大喜，大喜，夫人生了个儿子！”这个男童便是北洋时期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直系儒将吴佩孚。吴佩孚的出生与其父梦见戚继光的巧合，因而吴佩孚得戚继光“转世”的美名，更巧的是吴佩孚晚年与日本人的斗争，体现的是高尚的民族气节，最后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成就了他戚继光“转世”的美名，也为他的一生划上了最圆满的句号。 

　　6岁时吴佩孚入私塾求学，不幸的是不久其父便死了，接下来便是靠其兄开的的烟馆维持学业，终于在其23岁时考中了山东第87名秀才，而后虽挑灯夜读，但两次秋闱均名落孙山，偏偏此时又因酒后打了当地县城电报局长的贵戚，县太爷一道金牌下来捉拿吴佩孚，吴佩孚最终流落北京街头，以卖字占卦为生，从此也绝了他的科举之路。接下来为生活所迫去投军，也便开始了他不寻常的军旅生涯。当时具有秀才身份当兵的很少，这也为吴佩孚奠定了飞黄腾达的基础，接下来便是镇压“二次革命”，参与军阀间的连年混战，镇压共产党的“二七”工人运动，后来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北阀的主要目标。北阀后吴佩孚在四川各地流浪了五年，所以吴佩孚也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两大党派共产党、国民党所憎恶的历史人物，但其晚年却谱写了他反日的人生辉煌篇章。 

　　一、与土肥原斗智 

　　1932年2月，吴佩孚由内蒙古西部的包头乘专列回到他在北京的私宅——什锦花园，然后关起门来继续做他的“孚威上将军”，三百名卫队仍然是头顶北洋政府的王五旗帽徽，看起来十分威风。府中，依照总司令部的规范，仍旧设八大处，并各有处长。他们依旧是每日商量国事，他认为自己的帅旗不倒，人马自会拉起来，但这时的吴佩孚在经济上是十分拮据的，常常陷入尴尴境界。吴氏为官数十年之久，曾经统治过几个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军，但他为官十分清廉，从不聚敛财富，也不购置田产，这与他同时代的那些腰缠千百万的军阀相比，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刚回北京城时，蒋介石知其窘状，为了拉拢他，表示按月馈赠，但被吴佩孚拒绝了，可他却接收了张学良每月馈赠的8000元，因为他与张学良父子是故交的缘故，况且张学良对他也是子侄相称。尽管这样，他还常对人骂道：“张学良这小子没出息，忘记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由此可见他对于日本的愤恨之情。 

　　1932年3月9日，日本军辅佐清废帝傅仪在长春宣布成立伪满洲国，与中央政府继绝关系，吴佩孚对此十分气愤，3月10日他还发出通电，怒陈日本暴行，文称：“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4月他呈是《致国联调查团书》给李顿调查团，抨击日本割裂中国版图的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恢复中华民国领土的完整。 
　　日本对华的入侵更甚，不久又染指华北，日本人采取收买汉奸，组织伪政权等方式，来为自己全面侵华服务，鉴于吴佩孚的地位与声望，日本人把吴作为重点拉拢对象，但他们又了解吴佩孚对日本人的反感，没有直接去拉拢吴佩孚，而是在追随吴多年的吴的身边人员身上下功夫，如吴的秘书长陈延杰、枢要处长符定一、参谋长刘永谦等人，这些人自北阀战后就追随吴佩孚，在四川甘肃颠沛流离多年，也希望吴佩孚出来为日本做事，借机寻一官半职的头衔，况且他们自从与吴佩孚进京后，个人囊中羞涩，生活也较贫困。1935年11月，殷汝耕在冀东建立一个汉奸政府，即“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聘吴的秘书长陈延杰为顾问，月送“车马费”500元，还聘吴手下其它一些人为参议，月送“车马费”200元，而给吴的就更高了，此外每年三节和吴的生日、各馈赠5000元，实际上，这些馈赠吴的夫人张佩兰均收纳了，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开支，张佩兰还不时打发大帅府人员或族弟张锡九打着吴佩孚大帅的旗号出外筹措，吴佩孚本人对此也只是装聋作哑，因为他毕竟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较好些。 

　　北平沦陷后，北洋失宠政客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江朝宗曾参与张勋复辟而受人唾弃，自知难堪“大任”，就请吴佩孚出山，江朝宗由已被收买的吴的秘书陈延杰领进什锦花园，当江向吴佩孚说明其意思后，吴没有给他一点面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道：“你个老而不死的东西！”吓得江抱头鼠窜而去。而后王志敏在北平组建“华北临时政府”，吴佩孚的旧部齐燮元也出任了伪京律卫戍司令，公开叛国投敌。伪政权为了拉拢吴佩孚，仍然在经济上大做文章，聘吴为“特高顾问”，月送车马费达4000元，而其它顾问也只有1200元至2000元左右，可见对吴待遇之高。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对这笔钱按月收下以备家庭开支，而吴佩孚只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什锦花园私宅内过日子而已。 

　　不久，日本的大迫通贞受命进入北京，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这时使出了他精湛的占卜术，口中念念有词道：“眼前大事，玄黄未判，不可不可……”弄得翻译无法翻译，大迫通贞更是不知所云为何，吴佩孚接着又说：“只须本人掐诀念咒，向空中抛出一团团麻线，你们日本人的飞机就被缠绕下来！倘若不信，你先对着我开枪，这绝对伤不了我”。大迫通贞听了半天，最后沮丧而去。 

　　随后日方又派更历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决心一定要把吴佩孚拉下水来。1938年初，土肥原贤二亲自到什锦花园，见面就用哀求的语气请吴“救救日本！”吴佩孚却坦然道：“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现在不是谁救谁的问题，而是如何救的问题！”土肥原贤二无话可说最后只得离去。 

　　随后不久土肥原贤二又去拜访吴佩孚并说道：“请您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对此大笑道：“好哇，那就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公，双方来电请我出任调停，当然可以喽！”士肥听后气得简直要死。 

　　第三次去拜访吴佩孚时，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吴佩孚却果断地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不出山，如果一定要让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当然包括东北在内，如何？”
　　三次劝说失败后的土肥原贤二恼羞成怒，采取拉拢失意政客、社会渣滓之类的人从各地拍电拥护吴，在舆论界大造声势，谎称吴佩孚已同意出任伪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时间，各界哗然，土肥原还利用日伪宪兵操巡控制新闻界，使吴佩孚无法向外界辨明自身。随后士肥又去拜访吴佩孚，并称：“外界一致拥护您出山，”并做出“撤兵北京”的承诺，向吴佩孚施展诡计，吴佩孚此时也搪塞说：“那允许我考虑考虑。”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导吴佩孚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上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字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涌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拥有一份中西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开口即席的讲演，开始的讲话让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没等土肥原醒过来，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二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的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对此气得混身发抖，脸色腊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彻底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长了中国军人的志气。 

　　二、同川本斗智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轿车，然后从车上下来几位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士肥原的川本少将。吴佩孚碍于老朋友的关系就接待了川本一行，接下来的谈话是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吴却说自己从没收外国弟子。旁边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又帮腔为川本说好话，无奈之下吴佩孚答应了川本的请求，并提出按中国的拜师规矩：焚香点烛，行三跪九叩之礼。但川本照此一样一样认真的做了，然后改称吴佩孚为师父。 

　　其实这里川本对吴实施的是所谓的“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的汪精卫伪政府已在南京建立，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攻势，随后川本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又退给了川本。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 

　　最后川本终于自己出马了，他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挑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大、人多、力弱，日本力强以二不对，对一可敌，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但最后中日战争的结果就是如此。 

　　最后川本只说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然后告退。 

　　接下来日本人又让汪精卫出马说服吴佩孚,以实现所谓的“汪吴合作”。汪精往北平，并邀吴佩孚在铁狮子胡同日本侵华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的公馆里会晤，吴佩孚对报界称：“吾与汪先生皆中国人也，如商国事，当相见于中国人住所，”所以拒绝汪的请求。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内会面，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昭谈不方便”为由，请汪“来敝舍会谈”。其实他根本不愿与汪精卫会谈。后来汪精卫又派陈中学去劝驾，吴佩孚把桌子一拍，骂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虽然他与蒋介石曾是冤家，但他十分赞赏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并派人与蒋介石进行联系，蒋也拍密电劝吴：“保持晚节”。 
　　三、猝死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吴的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也有人说是吴佩孚无力摆脱日方纠缠，气急交加，突患牙病的，总之吴确实为牙病所困绕。按医理说，牙病肿痛期间为了防止感染是不能拔牙的，但日本医生伊东凭着他与吴佩孚熟悉，再三劝说让吴拔牙，当时的伊东三十多岁，细高身条，大眼睛，穿着一身洁白的职业服，讲一口流利的京话，深受吴的信任。当得到吴允诺后，只见他掏出钳子“咔嚓”一声，一颗血淋淋带带点肉屑的牙齿拔掉了，然后让吴漱漱口就离开了，其实伊东对吴实施拔牙是遵照日寇头子板恒征四郎的指示做的，其目的是间接谋杀吴。 

　　牙拔掉后，吴佩孚的病情加重，痛疼难忍，也无法说话，随后吴夫人又请了一位天津名医郭眉臣，为吴开了一副中药，但药中有二两石膏，吴又担心药力太猛，也就没有服用。到了第四天，吴连水也不能咽下了，炎症扩散到喉头部，又请来一位德国名医，但医生看过后提出入东交民巷进行手术治疗，这有背于吴的“不进租界”的警言，所以吴宁死不去东交民巷。 

　　当时吴佩孚周围唯一没有被日本收买的张伯伦，他是吴的秘书帮办，12月4日他最后单独与吴会唔，吴说：“死了的好，死了的好。”接着又说：“将来美日必有一战，中国定可雪耻报仇。”由此可见吴佩孚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说明他至死仍然惦记着中国的抗日战争。下午三点钟，川本、军医处长石田、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奋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了，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奋力阻拦也没有结果，于是吴夫人抱着吴的头，其子无奈地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锐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走过来用威胁的语气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 

　　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跟，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的一声惨叫，鲜血从吴的口里喷射出来，倾刻间，随着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此时是1939年12月4日午后3时45分。 

　　吴佩孚生前曾占卜自己62岁必死，如果不死可活百岁，但却在66岁这年突然死去了，吴佩孚的死倾间传遍了北京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这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为吴大帅送行，人是那么的多…… 

　　吴猝死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发唁电“精忠许国”“大义炳耀”、国民政府各部部长也纷纷致电哀掉“可为中国旧军人最后一个典范”，“足为我国军人之模范”，“大节凛然，数十年如一日”。 
　　一个山东的勇士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自己的私宅里续写了“戚继光”的抗倭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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